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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时候不懂什么大学好坏

2018-07-30 14:47  文章来源:未知    字体:


我们那时候不懂什么大学好坏

    我的父亲是南京市食品公司的国家干部,一直做计划财务工作,母亲则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当营业员。我的祖籍为扬州市江都区,家境富裕,曾祖父那一辈人可能是盐商,在北京开了一个名叫“大丰号”的钱庄,也算是民族资产阶级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合股搞股份制银行,我的曾祖父关掉了“大丰号”,参股周作民在北京成立的金城银行。金城银行是当时北方著名的“北四行”之一,规模很大。而时任中南银行总经理的胡笔江亦是我家亲戚。1920年代,我的爷爷在汉口金城银行当襄理(一说总账会计),我父亲是在汉口英租界出生的。由于患上痨病(肺结核),爷爷于1920年代末就去世了,奶奶只得带着我父亲回到了江都老家,由于有金城银行的抚恤金和股息,他们母子那时的生活还算殷实。 
    我家的教育环境比较好,也算书香门第。我家在三条巷有一栋三层楼的小洋房,还有晒台和平台。当时南京四层楼以上的建筑不多,每年国庆节放烟火时,我们就会登上平台,玄武湖和中华门两处燃放的烟花都能够一览无余。记得以前家里有很多古代字画、碑帖等,都是祖上留传下来的。奶奶有几个红色的大皮箱,里面装的有祖宗牌位、古字画、掐丝珐琅碗、象牙筷子等,也有她的老衣(寿衣)。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有一个箱子里装着一套清朝的官服。奶奶告诉我,我祖父当年用银子捐了一个官(几品不得而知)。当时家里瓷器也有一些,有一套四只摞碟,碟子四周画的是分属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花鸟,十分精美。我父亲喜欢喝酒,冬天喝酒用可以烫酒的酒盅。先在酒盅里倒进开水,小酒杯斟满酒后放进酒盅,再盖上盖子,等酒热了再喝。这套酒器也很精美。这些瓷器应该至少是明清时代的。“文革”开始时“破四旧”,家里的一些亲戚被抄家、批斗。我奶奶胆子小,把那些字画、清朝官服、老衣、连同祖宗牌位,一并扔进炉灶里烧了。 
    我记得,父亲的书桌上还有很多线装书和碑帖。父亲爱好看书,他的书法非常好,听奶奶和母亲讲,以前在江都老家时,每年春节前都给邻居们写春联,供不应求。父亲从小就要求我们练毛笔字,在他的督促下,我二姐和哥哥的书法都很好。他晚年在定居意大利和瑞士的我大姐处留下了很多墨宝。可惜的是,我哥哥当年在高淳县青山公社插队时,某晚家里失火,人虽无恙,但包括《兰亭序》在内的碑帖拓片都被付之一炬。 
大学梦碎 
    应该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我家兄弟姐妹四个学习成绩都很好。我大姐于1963年从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考上清华大学,轰动一时。我二姐1966年高中毕业于该校,因“文革”爆发未能高考。我哥哥亦于同年从南京名校第九中学初中毕业。我上的小学在南京还算有名,这就是历史悠久的逸仙桥小学。我小学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也是班中队旗手。但“文化大革命”使我的大学梦破碎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刚刚十一岁,小学四年级。打这以后,我基本上没有再接受过系统的基础教育。所以,实际上我也就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程度。1967年和1968这两年,我们基本上没怎么上过课,就算小学毕业了。毕业后在小学自办的“初中班”学习一年,1969年9月,整个班搬到了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现在是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初中部)。我只记得在第二十六中学的一年半时间里上过英语课,学了二十六个英语字母,还学过“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之类的英语句子,至于语文和数学学过的内容已经完全没有记忆了。印象最深的是到南京药学院的校办工厂学工,到南京近郊的湖熟人民公社学农。我在工厂做过翻砂工,在农村插过秧,但更喜欢同工人师傅打乒乓球,在农民家的水塘里钓鱼。 
    1971年1月初中毕业,我又从第二十六中到新宁中学上高中。这个学校过去是南京第六女子中学,“文革”后全国取消女中,便改为新宁中学。当时该学校的师资力量较强,因为从当时的南京地质学校调来了几位教师教数理化。高中读了两年(1971年2月到1973年1月)。这两年高中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也带劲,在此期间,我打下了较为扎实的数理化和语外基础。记得教导主任和班主任常常教导我们要认真学习,因为周恩来总理指示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大学要恢复招生,甚至计划从我们这届高中生中招一批大学生,这成为我们学习的动力。广大师生干劲十足,老师们教得认真,同学们学得刻苦。记得班级和年级经常举行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各科测验和考试,每个礼拜还有检查错别字竞赛。成绩优异者会发小奖品。要问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如何?绝对是全年级前三名,大部分测验也是拿全年级第一名,有时候第二名。我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到各个班去巡回诵念;数学、物理、化学成绩也都不错,数学稍差一点,物理、化学都是全年级的前三名。当时我们都积极准备参加高考了。结果没想到,1973年1月高中毕业后还是要下农村,插队当知青。 
    当时的南京“革委会”比较人性化,规定了一个政策,即每个家庭可以留一个孩子在城里就业。我在家里排行老幺,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当时都不在南京:我大姐于196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毕业后同我的大姐夫一起被分到了辽宁省铁岭市的一个农机配件厂;我二姐1966年高中毕业后无法考大学,也于1969年前往江苏省生产建设兵团,在南通海门县的将军山农场工作,当时在团政治部做宣传干事;我哥哥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也于1969年初去高淳县青山人民公社插队,高淳当时还不属于南京。于是我就留在南京城等候分配工作,并于1973年10月分到了一家大集体企业:南京金属工艺厂,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老字号——宝庆银楼。 
    国家那个时候要搞外贸,增加外汇收入,而我所在的厂隶属于南京工艺美术公司,原来生产医疗器械,叫南京第二医疗器械厂。这个厂里有十几个师傅,解放前都在银楼做金银首饰,公私合营时进了这个厂。现在国家要发展外贸,就把这批老师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带一批青年工人,教会他们生产金银首饰,为国家出口创汇。我们那一批一下子就进了三四百名青工,经过近一周的培训,让每个青工做一个戒指,由十个老师傅每人先挑选一名大徒弟。这十个老师傅早先在宝庆银楼很有名气,当时都六七十岁了。我有幸被余松鑫师傅看中,成为首批的十大徒弟之一。这十个人后来成为设计人员或生产车间的班组长。我之所以被相中,主要是有绘画的基础,做出来的首饰比较精美。 
    我们当时主要做黄金和珠宝首饰,包括手镯、戒指和项链等出口国际市场。经过“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国人对黄金并无任何追求。我记得当时在工厂路上,有青工捡到一串泡过药水的纯金戒指,拾金不昧,立即上缴,受到表扬。改革开放后,黄金首饰热俏,听说后来有新进厂的工人在库房领到黄金后,跑到当铺里换钱去打游戏机,由于数额巨大,后来被判死刑,成为南京当时很有名的案件。 
    当时大集体工厂的工资收入比国营工厂低,我们一级工每月也就三十三块多钱。那时候的“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无论初中还是高中,都下农村;新四届(六九、七零、七一、七二届)基本都进工厂,而且在南京进的都是国营工厂,像南钢、南化、南汽和一些军工厂等。再下面就是我们1973、1974、1975、1976年毕业的高中或初中生,又是下农村。因为我留城,所以进了工厂,也算是幸运。 
    由于我喜欢看书,又喜欢写些东西,因此被厂领导看中,经常让我做做宣传工作,不过是业余的,还得完成工作量。后来中央搞“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经常让我给全厂的职工宣讲历史,主持宣传报栏等,还当了工宣队队员,对五老村小学的学生进行宣讲。 
    不过,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在政治上不得进步。记得小学时参加不了“红小兵”;中学时“红卫兵”组织将我拒之门外;进了工厂,写了入团申请书,也是石沉大海。上大学更是想都不敢想。 
小平让我考大学 
    我们家的文化氛围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对我来说,每天完成工厂规定的工作量实在是轻而易举,闲暇之余,经常读些书。特别是参加“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经历,使我对历史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当时可读的书不多,我就从南京图书馆借《史记》来读。我记得上大学以前,我将《史记》通读了三遍。至于《封神榜》《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古典名著,更是读得滚瓜烂熟。不过,数理化原先基础就不扎实,因而荒废。 
    1977年初,我大姐和大姐夫调到了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大姐告诉我可能要恢复高考,要我复习高中课程,准备考试。那时候粉碎“四人帮”不久,外贸公司的金银首饰外销订单很多,对饰品的产量和质量要求都比以前高,没有时间来投入复习备考。有朋友给我支招,教我在量血压时作弊,只要下肢一用力,血压就会很高。结果我经常去医务室混病假条。这样才有了大块时间进行复习。 
    最初我想考工科,因为我觉得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加之在工厂是技术骨干。但后来考虑到时间紧迫,来不及复习数理化,所以就先报文科试试。由于高考停了十二年,集聚了大量知识青年,大家都想考大学,因而报考的人数特多。江苏省又是教育和文化大省,因此那年我们考了两次。首先是预考。预考是由南京市组织的,先淘汰一大批考生。江苏省的高考好像是在10月进行的,考了数学、语文、政治和史地四门。那时没有全国统考,只有省考,从1978年开始就全国统考了。考试成绩如何?说实在话,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高考总分是多少,反正数学成绩不好,而语文、政治和史地绝对在九十到九十八分之间,甚至更高。我还记得作文题目叫《苦战》。 
    当时填报志愿,也没多少学校可选。文科就是文、史、哲,其他专业都没有,经济学到七八级才招生,我们学校当时招了一个大专班。当时也可填报几个志愿,但我从小在南京长大,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我就填了南京大学。那个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大学好坏,就是南京大学比较熟,离家又不远。自从“文革”开始,我们就经常到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看批斗当权派。我第一志愿填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第二和第三志愿都是南京大学历史系,其他学校都没填报。 
    考完那天,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我家院子里面住了一些区教育局的老师,我问考得怎么样,他们说:“你在白下区文科考了第一。”我也没有去求证,因为我对此不感兴趣。后来有一天在厂收到一封挂号信,我一看是南京大学寄来的,同事们都说是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我真的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了。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我家的成分不太好,算中小资产阶级。尽管我父亲是国家干部,但是其脱党和经商的经历使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审查和冲击。我记得之前在厂里想入团,写了好多申请书,结果团干部跟我谈话,要我写对父亲历史问题的认识,并与之划清界限。我觉得父亲挺冤枉的。我不愿意写思想认识,当然因此也就无法入团。 
    在入学政审上我也没有遇到阻碍。托邓小平同志的福,我终于圆了大学梦。 
我的大学生活 
    我们是1978年2月入学的,但因入学考试是1977年进行的,所以仍称我们为七七级。历史系在南京大学是小学科,每年招生人数很少。我记得刚报到时班上只有三十四个同学,同年五月份又扩招了八个。这样我们班一共有四十二个人,七个女生,其他都是男生。基本上以江苏的为主,外地的少。部队的有六七个,以南京军区为主,都是现役军人,也是考进来的。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同学是来自苏州的丁家钟,生于1947年,是六六届高中毕业,后来和我一起留系,做了团总支书记,不过最后还是回苏州了。最小的张益群生于1961年,扬州人,做过教育部行政学院副院长,现任教育部驻多伦多总领馆教育组参赞。所以同学之间年龄最大差为十四岁。 
    我在班上和同学关系总体不错,因为我个性比较开朗,也喜欢交朋友,愿意帮人忙。可以说,那时我在班上的威望还是比较高的。记得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班上民主选举班委,结果我的选票是第一。班党支部书记跟我说,你票数高也不是就说明你可以当班长。我说我根本不想当班长,这只说明群众认同我而已。后来我做了班委,为班服务。 
    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就是周晓陆,他年纪不大经验却很老到。他是南京知青,由于其父母被下放,他到泗洪农村插队,二十多岁就做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周晓陆多才多艺,在国内考古学界闻名遐迩,在南京博物院、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西安美院先后担任研究员、教授和博导,前些年调来我院任教。贺云翱也在我们班,他好像是1957年出生的,很有文采,整天在校学生会宣传组出墙报,也算学生干部。贺云翶在考古学界,尤其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研究国内外闻名。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亦是同班同学,靖江才子啊,在国内大学学报界算得上老大了。陈仲丹教授硕士毕业后去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来又读王觉非先生的博士,毕业后留在历史学院任教。 
    我们当时同工农兵学员的关系也很好,一直把他们视作我们的学兄和学姐。我觉得,总体上讲七六级同七七级有差距,但是差别也没那么明显,特别是在文史哲各学科。理科可能要求比较高,但文科,各人有各人的经历,各人有各人的性格,不一定要按照书本去死记硬背。七六级有相当多人才,像梁侃,他后来是茅家琦先生的硕士生毕业,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去读史景迁的博士,现在是美国西雅图大学教授;韩明也是茅先生的硕士,后来跟章开沅先生读博士,他当年写了一篇关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相当有影响力;徐金万毕业后分到江苏省委党校,后来当过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现在是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异宾是七六级哲学系的,现在是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著名哲学家。当时他是青年军人,个子又高,非常帅,篮球打得特好。 
    当时印象深刻的老师太多了。比如韩儒林先生、王绳祖先生、蒋孟引先生、胡允恭先生、吴白匋先生等,这些都是历史系泰斗,高山仰止级的人物,我于1982年2月留校,给系主任茅家琦先生当秘书,同这些老先生有过较多的接触。老先生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刘毓璜先生,他高度近视,但讲先秦思想史时从不照本宣科,一张纸条,引经据典,就是经常拖堂,有时中午近一点才下课,弄得我们常常吃不上饭。王觉非先生学问做得好,非常严谨,为人也和蔼,但他不喜欢学生上课迟到。茅家琦先生当时才55岁,英俊潇洒,通过选举当上了系主任,他在太平天国史和晚清史研究领域影响很大,常常有美欧学者来拜访他。我最喜欢张树栋先生给我们上的世界古代史。记得他第一堂课就测验我们的英语水平,并告诉我们英语的重要性。他给我们讲过的世界上古史,使我终身难忘。还有卢明华老师,当时任历史系总支副书记,主管学生工作。我们在打球,他在旁边可以喊出我们班每个人的名字。我就问:“卢老师,你怎么谁都认识?”他就说:“开玩笑,你们都是我招来的,照片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三十多人谁不认识。” 
     那时没有什么学生组织,也没什么社团,但有班委会。我们的班委还是不错的,班里也比较团结,体育活动比较多。我们经常打篮球,踢足球。七七级、七八级那几年是历史系体育运动的辉煌时期:男子篮球拿过全校亚军;足球拿过全校第三名。卢明华老师夸我们“厉害”,因为那年我们系篮球队有几个校篮球队队员,包括两个美国留学生。最厉害的是我班的王勇,来自连云港,他不仅篮球打得好,三级跳远也拿了省大学生运动会冠军,听说他保持的省大学生三级跳远纪录至今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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