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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的决策艰难曲折的历程呢?

2018-11-09 14:48  文章来源:未知    字体:
三峡工程的决策艰难曲折的历程呢?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简称三峡工程),是我国长江中上游段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项目。分布在我国重庆市到湖北省宜昌市的长江干流上,大坝位于三峡西陵峡内的宜昌市夷陵区三斗坪,并和其下游不远的葛洲坝水电站形成梯级调度电站。这个规模浩大的工程,列我国四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三峡工程、西电东送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之首,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也是我国有史以来建设的最大型的工程项目,而由它所引发的移民、环境等诸多问题,使它从开始筹建的那一刻起,便始终与巨大的争议相伴。

毛主席时期就开始考虑末,三峡工程的决策究竟有着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呢?

雄伟的三峡工程

那么,三峡工程的决策究竟有着怎样艰难曲折的历程呢?从民国初年孙中山开始提出,蒋介石政府初步设计,到新中国重新规划并付诸实施,历经近一个世纪上马下马多次反复,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具体实施阶段。这一工程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共和国最高领导层尊重科学、发扬民主的精神。

上下马反复 最后搁浅

西起四川奉节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南津关的长江三峡,全长192公里。它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水能资源,同时又是长江防洪的关键所在。最早提出拦长江三峡筑坝设想的是民主革命先驱、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他在民国初期,就在《建国方略》里预想过建设三峡工程,但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根本无力建设这样的浩大工程。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和初步设计。但终因战乱频仍、资金短缺等问题,这项工作于1947年5月被迫中断。

1949年夏,适逢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挺进湘、鄂之际,遭遇了一场特大的长江洪水灾害。当时,刚刚组建的以林一山为主任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便投入险情最为严重的荆江地区抗洪抢险。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长江防洪上,于1950年提出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该计划经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核批准后,立即付诸实施,两年后就建成了一座长达1054米的荆江分洪大闸,对长江防洪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毛泽东主席于1953年2月在湖北视察期间,特地从武汉登上“长江舰”,亲自考察了长江防洪。在航程中,他接见了林一山,听取了有关工作汇报。当他听说长江水利委员会要在长江干、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拦洪蓄水的梯级水库,同时展开综合利用,以兴利除弊的计划时,大加赞赏,并饶有兴致地问林一山:“修这么多水库,你看能不能抵上一个三峡水库?”

“这些水库统统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

“为什么不在三峡这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呢?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谈话中,毛泽东责成长江水利委员会尽快对三峡进行技术论证和坝址勘察。

1954年发生的长江特大洪水,造成汉口堤防64处决口,仅湖北境内就有2127万亩农田被淹,926万人受灾,3万人死亡,南北交通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达100天。无情的现实使共和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治理长江水患,就必须建造长江三峡大坝。我国还请求原苏联派遣专家来华协助规划三峡工程。

 一时间,三峡问题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关注。林一山在《中国水利》1956年第5、第6期上发表了《关于长江流域若干问题的商讨》一文,指出:“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可以根本解决中下游平原的水灾”;以235米蓄水位计,三峡工程可以改善川江航道,使万吨巨轮终年通航于长江之上,可以装机2300千瓦,每年可发电1500亿度。同年,毛泽东再次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三峡工程的勘测和科研工作汇报,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7月,毛泽东到武汉畅游长江时,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诗句,以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三峡建坝的憧憬和决心。

针对林一山的观点,国家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在《水力发电》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若修建235米高的三峡大坝用于解决防洪问题,势必会造成长江三峡地区迁移人口125万,淹地120万亩的重大损失,有悖于综合利用原则。文末还提出了先修支流水库、后建干流水库、逐步提高长江防洪标准的设想。

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三峡工程问题提上议程,让与会代表进行了正式讨论。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特地派人将林一山和李锐接到会上。这样一来,以林一山为代表的积极赞成三峡上马和以李锐为代表的坚决反对三峡上马两派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会上还把这两个人的意见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毛泽东认为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有其合理性,遂决定对三峡工程采取“积极准备、论证充分可靠”的方针,并委托周恩来总理主管此事,要求他一年起码“抓四次”。

2月3日,周恩来率中央和地方有关负责人以及中外专家100多人,乘船由武汉溯流而上,又一次对三峡进行了实地勘察,并召开了三峡工程现场会议。会上,周总理充分听取了两派不同意见的详细阐述。3月6日,周恩来一行抵达重庆后,主持召开会议,他在讲话中表明态度说:“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搞,技术上也是可靠的。搞好了三峡,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大家对这项工程的争论是好事,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今后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只要不妨碍工程,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和鼓励。”3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率队察勘三峡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文件体现了最高领导层对三峡决策采取的慎重、科学和民主的态度。

在1960年4月召开的广州协作区会议上,讨论并原则同意在“二五”期间投资4亿元,准备于次年开工建设三峡大坝。不久,因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回专家,催逼还债,加之国内自然灾害严重,兴建三峡工程的计划被迫搁浅。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的长江规划工作会议上,及时调整了部署,强调建设三峡“雄心不变,加强科研”。9月,原定召开的三峡第三次科研大会即改成分组开小会,并制订了“1961年—1962年两年科研计划”。到了1961年下半年,不仅原定的开工计划落空,就连长江水利委员会也被改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三峡设计人员一下子从上千人削减到40人,工作重点开始转为在长江流域“大办农业”。1962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三峡科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把“1961年—1962年两年科研计划”调整为“1963年—1972年十年科研规划”,使三峡工程上马的希望更加渺茫。迫于无奈,周恩来又一次“调整三峡工程建设步伐”。后来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三峡工程就很少有人提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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